如果是一个平庸的代书，他不得不借手讼师；如果代书本人也能写词状，其“惯弄刀笔”的后果与讼师是一样的。乾隆十二年，因讼师代书串通作弊，一应呈状，虽登代书之名，实出讼师之手，狼狈为奸，势所难免。为此通行直省督抚，转饬各属，遵照定例，严禁代书，不许将他人写就呈状，擅登姓名，如有讼师教唆增减，而代书受贿登名者，该衙门即严行究审，除将讼师及告状本犯各照本律治罪外，代书照在官人役计赃以枉法从重论，若审无入己赃私及赃数轻者，仍照教唆增减本律同讼师一体治罪。[76]
由于严治讼师定例的实行，讼师以更隐蔽的方式参与诉讼。嘉庆十七年，山西道监察御史嵩安上奏，经刑部议复后定例：凡审理诬控案件，不得率听本犯捏称请过路不识姓名人书写呈词，务须严究代作词状唆讼之人，指名查拿，依例治罪。
嘉庆二十二年进而定例：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令书吏及官代书，据其口诉之词，从实书写。如有增减情节者，将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该管地方官实力查拿，从重究办。按此定例，等于排除讼师的一切活动，但该条法律显然不切实际，因为百姓的文化水平不可能自写状书。直到清朝将覆亡时，“乡民不能自写呈词者颇多，觅人代写，则增减情节者，比比皆是矣。”[77]
或许是嘉庆十七年、二十二年定例仍有不完善之处，或许地方官“奉行不实”，二十五年七月，嘉庆帝发布上谕，通谕直省审理词讼各衙门，凡遇架词控诉之案，必究其何人怂恿，何人招引，何人为之主谋，何人为之关说，一经讯出，立即严拿重惩，勿使幸免。地方官于接收呈词时，先讯其呈词是否自作自写，如供认写作出自己手，或核对笔迹，或摘词中文义，令其当堂解说，其不能解说者，即向根究讼师姓名，断不准妄称路过卖卜卖医之人代为书写。勒令供明，立拿讼师到案，将造谋诬控各情节严究，得实，一切重罪悉以讼师当之其被诱具控之人转可量从宽减。认为这样就会“刁徒敛戢，讼狱日稀。”[78]皇帝的这一上谕作为“通行”下发全国，从而具有与律例同样的法律效力。这一“通行”的颁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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