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唆词讼”律前后计订有12条例文，除沿用明代二条，康熙时针对旗人定例一条，雍正时考取代书一条外，其余八条皆为乾嘉时所修定，其内容皆以严治讼师为立法宗旨，包括地方官不行查拿治罪专条，已构成较为完整的法律链。 

早在乾隆三年正月，针对各地方“受理之官审虚之时并不穷究讼师，按律科罪”，因此使此辈“包揽词讼，敢于幔天说谎”，愈演愈烈的情况，江西道监察御史陈治滋上奏，请责成巡道专门负责稽察地方官不按“教唆词讼”律尽法惩治讼师的行为，“通饬所辖州县官吏，如有承审情虚之案，务必严拿讼师，一面通报，以便与诬告之犯并案科罪。倘州县有瞻徇因循不行根究者，许被害之人赴巡道指名控告。”乾隆帝命“该部议奏。”[62]三年后，乾隆帝肯定了陈治滋的上奏，并命刑部加重对诬告罪的惩罚。上谕称：近来诬告、越诉之案加多，一州一县之内，必有一二狡黠之徒寻衅兴讼，还有的未控州县，即控道府、院司，此种情况“比比皆是”，而有司即使审虚，也不治以诬告之罪；而大吏概准词讼，沽肯管事之名，于是刁健之徒以兴讼为得计，而告讦成风。虽诬告、越诉律有明条，而实力奉行者少。嗣后州县审理词讼，凡理屈而令刑部议定诬告加等治罪及诬告与越诉二罪并坐之文。刑部随即定例：越诉、上控审虚，除照诬告加等治罪外，先将该犯枷号一个月示众。[63]这项定例虽未载入“教唆词讼”例文，但意在惩治讼师教唆下之诬告、越诉之罪。律意精神是加等治罪。因此，四川按察使李如兰认为，自该项定例通行后，“讼棍已各自警惕，较前敛迹矣”。为拔本塞源，李如兰奏请定例，查禁讼师秘本。据他讲，坊肆向有刊卖讼师秘本，包括《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书，书中分门别类，“拟定膚愬样式，造成险恶套语，以供狡黠之徒，剿袭学习，逞其刀笔。”他每查出此类书籍，即行严禁。但由于各省流传已久，此地销毁，彼地刊卖，故屡禁不绝。因此他奏请皇帝敕下全国各省一体查禁，将原书板全部销毁，如有再造以及仍前货卖，俱照*词小说例分别治罪。地方官不行查出，亦照前例议处。并勒限半年内，将前项各书缴官面毁。七年二月，乾隆帝令刑部议奏。[64]刑部随即定例，将一切构讼之书，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有仍行撰造刻印者，照*词小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将旧书复行印刻及贩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藏匿旧版不行销毁，减印刻一等治罪。藏匿其书，照违制律治罪。其该管失察各官，分别次数交部议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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