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由于讼师教唆而发生的诬告案，讼师与诬告者科以同等之罪，不分主从，这是因为改变唐律相关立法精神而留下的法律漏洞，而这条定例援引名例律“共犯罪分首从”“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的律意而订，也是加重讼师法律责任之意。唐律“教令人告事虚”的治罪之条，以告者为主，教者为从，薛允升认为“此不易之法”。而六十年定例以起意、非起意分别首从，薛允升认为“不特首从倒置，与各条亦属互异，均非唐律之意。”他还颇为不平地说：“若以为告人者，多系乡愚无知，均由此辈播弄而起，非严办无以清讼端，惟既定有讼棍拟军之条，援照问拟亦可示惩，又何必首从倒置为耶？盖诬告有诬告之律，讼棍有讼棍之例，各科各罪，本自厘然。”讼师治罪已有多项专条，不但无此必要，且与其他律意大相违背，尤其是尊亲卑幼有犯，若如此例所云，“凡起意者即应以为首论，设如起意教令人诬告有服尊长，亦可以起意之人为首乎？”[73]唐律贯彻礼教的立法精神，在此条律文中专有一项内容：“即教令人告缌麻以上亲，及部曲、奴婢告主者，各减告者罪一等；其被教者论如律。若教人告子孙者，各减所告罪一等。虽诬亦同。”如果按照起意为主的法律，如教唆卑幼告虚，势必尊卑长幼失序，违背礼法及等级秩序的基本精神。在立法上显然是有根本性缺失的。 

嘉庆时期惩治讼师的立法宗旨，主要是通过加强官代书的管理，惩治代书与讼师勾结，压缩讼师的活动空间。 

早在雍正七年，定有考取官代书之例，并规定呈状有代书姓名，官府方许收受。但代书与讼师之间仅是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别。在许多文献中，二者并无区别，所谓“代书类多积年讼师，惯弄刀笔”[74]，只是前者通过考试得到官方认可。地方官认为“民间词讼，以小为大，增轻作重”“非因讼师教唆，即由代书架捏”[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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