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的存在不仅是对地方官司法能力及水平的挑战，而且还直接冲击了正常的法律秩序。按照层级管辖和刑民案件大体区分的原则，州县官有权裁决治下的轻微刑事案件和一切民事案件，后者被称为自理词讼。因此可以认为，州县对民事案件的判决就是终审判决。由于清代未能改变以往法典编纂上的民刑混合状态，民事立法存在严重缺欠，法律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加之民事审判程序很不完善，这也客观上给州县官的审判工作增加了难度。 

一般的情况是，地方官对于钦部命盗等类案件，因为事关考成，所以尚知细心审办。如果逾限未结或拟议失平，上司还可以查催参处，驳查更正。但对地方自理词讼，他们倚恃上官无从稽考，每于准理之后，经年累月不行查讯。这给讼师的活动留下了很大空间。还有的州县官，并不按情合理推求，一味草率混断，颠倒是非。尽管清廷有州县自理户婚田土等案件限二十日完结的规定，也有设立循环簿于每月底开明已、未结缘由送府州查核注销，倘有迟延不结、蒙混遗漏照例议处的规定，乾隆十九年又有道员查核催审等办法，但地方官也有他们蒙混上司的办法。他们上报的词讼案件，大多选择那些事已断结、尚属平允及案情明显易于归结，开列数案以搪塞，每当巡道往查时，也照所报案件改立号簿呈送，其余案卷一概藏匿，以致无从检查。如果有向上司控告事发，亦止就案查办，并不查对原始案册。各地州县官视此为得计，相率蒙蔽。李侍尧称，广东各州县接阅呈词中，审断不公以及案经数载不行讯结者甚多，而检查报案十无一二。[22] 

地方官对民事案件的不作为，恰好为讼师的介入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为词讼案件而牵累，州县官都奉行“不滥准”的原则，换言之，民事告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拒绝受理。而要让地方官受理，往往需要夸大其词以打动这些官员，即所谓“张大其词以耸宪听，不虑审断之无稽者，以待有投状一著为退步耳。”“初著”是为了让州县官准理，而“后著”才将真情托出，即所谓“原词虽虚，投状近实。”[23]因为州县官对民间细故本有不悄之情，如果讼状“仅假手于庸碌代书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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