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来越多的京控、上控、越诉等案件中，的确不乏讼师操纵的案例。也有一些案件，讼师以当事人身份直接出现。由于京控、越诉等类案件，都与事发地较远，如果牵累多人，不易查实；尽管按照属地原则发委审核，但各种代价实在过大，因而讼师更易于逃避惩罚。也有一类案件是由于地方官久拖不结因而上控。蓝鼎元在广东潮阳任知县时，举练都草湖乡讼师陈兴泰，就“终日唆讼为主，常创诡名，架虚词，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34] 

嘉庆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廷栋在上奏中谈到，近来各省民人赴京上控之案日多。由于功令森严，各省地方官于人命重案不敢任情颠倒，而讼狱繁多，实由闾阎雀角细故，地方官以为无关紧要，懒于听断，旷日持久，挨延不结，遂激上控之端。次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莫晋上奏称，京控、上控案增多是因为刁劣生监险健之徒，往往遇事生风，挟制官长。“刁民无所顾忌于官府，而官府转不能不顾忌于奸民。纵欲除暴警顽，恐遭反噬，重则解任质审，轻则提案上结，则县官曾不得制其短长，甚或俱伤两败，势必日趋于因循姑息，以侥幸于无事。”[35] 

清代沿袭以往诉讼制度，规定凡“生监、妇女、老幼、残疾，无抱告者不准”[36]，这类人群或因“维持风教”而被限制诉权，或因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被剥夺本人的诉权。与限制诉权相对应，他们享有收赎等一定的刑事豁免权。换言之，这类人群是可以通过“委托”他人提起诉讼的，这就是所谓的“无抱告者不准”。当然，对抱告者的身份也有限制，如限于族属、家丁等范围。而讼师们，完全可以族属身份直接介入诉讼的全过程，这种情况下，州县官意味着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对手。讼师恰恰利用这一制度预设，教唆妇女等上控。因此文献中不乏“讼师伎俩”“或以妇女老稚出头”之类记载。[37]浙江按察使司发布的条规中，说词讼案件往往陆续投词，牵连原状内无名之人并妇女幼孩，任意罗织以图泄忿，更有讼棍从中教唆，颠倒是非，肆行拖累，该地方官并不细心查核，率据原呈将无关紧要证佐并牵连妇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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