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由于游历欧美，眼界顿开，加之时间充裕，可作深思遐想，故其思想又有发展。他一方面有感于欧洲国家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一方面有感于其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因此，纳儒入教之志更坚。他说：“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26]基于这种认识，他急切地进行着立孔教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继续著书立说，在学理上完善孔教体系，从而使儒学发生了质变。他先后著有《新学伪经考》（1890年始）、《孔子改制考》（1891年始）、《春秋董氏学》（1896年）、《礼运注》（1897年？）、《中庸注》（1901年）、《孟子微》（1901年）、《大学注》（1902年）、《论语注》（1902年）、《大同书》（1902年）。通过这些著作，古老的儒学开始反映时代精神，贴近变化着的中国。

2、康有为在保皇的同时，继续宣扬孔教。他坚持以光绪帝的“圣德”感化人，以孔教统一人心。他在新加坡利用华侨捐款建立了孔庙，耗资20余万。他多次演讲，号召华侨“发义愤、怀故国、思孔教”[27]。

3、通过海外的弟子们从事孔教宣传。在流亡海外的康门弟子中，积极从事孔教宣传的有徐勤、陈和泽及后来到海外的陈焕章等，这些人秉承师命，推布孔教。当时兴中会在日本设有横滨大同学校，徐勤、陈和泽等人入校任教，几经努力，控制了该校，使之成为保皇阵地之一。他们“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28]。陈焕章也积极从事这类活动，1907年在美国创办了孔教组织——昌教会。1910年，康有为回顾说：“乃年来孔子之祀，尊孔之会，创发于海外，波靡于美、亚，风发响应，雾沓鳞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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