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士大夫中有人产生了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怀疑,有人产生了对儒学将要灭亡的恐惧,张之洞著《劝学篇》,发出了“儒术危矣”的警告[①]。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提出孔教主张,继而掀起了维新运动,提出保国、保教、保种的口号,至于如何保国、保教、保种呢?方法之一就是尊奉孔教。
首先,康有为希望通过尊奉孔教来抵制西方的宗教侵略,他指出西方宗教在华扩张对民族文化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若国步稍移,则彼非金元无教者比也,必将以其教易吾教耳。……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义而发挥新约,从者诱以科第,不从者绝以戮辱。”[②]其次,他希望通过尊奉孔教来统合民心,重振民族精神。梁启超指出:康有为“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③]。
(三)必然性——康有为的宗教思想。康有为力倡孔教,不仅因为儒学有改为宗教的可能性,也不仅因为有着保国、保教、保种的现实必要性,还在于这种主张也是其宗教思想的必然产物。在近代思想家中,康有为是一位宗教意识浓厚,对宗教有着很深兴趣和研究的人物。梁启超说:“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④]
康有为认为,与诸教相比孔教最好,其优点如下:其一,孔教为人道教,其他宗教都是神道教。“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⑤]即不语怪力乱神的孔教更适合于近代社会。其二,孔教主维新,主进化,适合于晚清中国社会,当然,这是经其改造之后的孔教。其三,康有为认为,孔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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