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孔子之道博大高远，难窥万一，因此，“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11]众所周知，孟子民本思想最强，由此可见康有为阐扬孟子的现实意义。他在注释《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一段时说：“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今英、德、奥、意、日、葡、比、荷、日本皆行之，……孔子创立，而孟子述之。”[12]

康有为在注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然总统得任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已早发明之。”[13]当然，康有为强调这种制度虽然美好，但不可“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表述了渐进的进化观。

可见，康有为按照仁——博爱的主题重新诠释了儒学，消除了等级隔阂，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基本上使儒学适应了近代社会。梁启超曾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德也，其所以发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14]由此反映着儒学的质变。

（二）纳儒入教——儒学的宗教化。从甲午战后开始，到张勋复辟失败为止，康有为一直致力于纳儒入教的努力，其活动共有两次高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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