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现实人生,我们不敢断言其永无实现的可能,但孔教与其他宗教的这一差异是人道教与神道教的差异所造成的,固可抛开不论,此外,孔教的大同世界与其他宗教的彼岸世界在特点、形式和功用上基本相同,因此,笔者断言大同世界是孔教的“彼岸”。
三、康有为倡立孔教的活动
立孔教为国教始终是康有为的愿望,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手定大同之制”开始,直到1927年逝世,一直宗旨未改,但倡立孔教活动则几起几落,可分三阶段:
(一)在第一阶段(1895~1898)里,倡立孔教活动有两次高潮:一次出现在1895年,一次出现在 1898年。1895年春,康有为利用《马关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群情激昂的客观形势,发动了公车上书,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与要求,作为“教民”的一项措施,他提出了如下要求:立道学科,有发明孔子之道者,量才授官;设州县教官,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令乡落*祠,悉改为孔子庙;传孔子之道于外国,“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17]。由于公车上书轰动一时,因此,倡立孔教的主张影响很大,“保教”之说不胫而走。
在当时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学会中,开始有学会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康有为的倡立孔教主张。如1895年成立于上海的强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并“以孔子经学为本”[18],同年成立于浙江瑞安的兴儒会也宣称“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19]。而1897年由康有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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