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捐助俸工的消极影响，官员有切肤之感，朝野上下呼吁变革。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钱以璀奏请“敕谕督抚嗣后各省遇有公事，大者奏请定夺，小者酌量分捐，或将钱粮耗羡内凑用，不得私派百姓，其俸工捐解永行禁止。至佐杂等官俸银及衙役工食，严饬各州县照例给发，不得扣剋侵渔。”[16]

九月初五日江西道监察御史蔡仕舢奏，官有俸薪、役有工食，此乃养廉之具，但“近者各省抚藩俱行提解藩库以充公用，大省银至十余万，小省亦不下数万两……虽名为公用，而实则偶遇公用不免摊派，其作何开销有无余剩，莫从而测识也。”[17]

雍正帝顺应改革要求，恰此时江西巡抚裴律度疏请捐俸工银两赈恤被水居民。藉此机会，九月十一日雍正帝谕户部：“夫官吏俸工特为赡养伊等家口而设，原不可少。纵将通省官员俸银捐助，为数亦属无几，有何裨益?至若胥役工食亦尽行捐出，何以令其应差行走?如果民遇灾锓，该督抚即应奏闻动支正项钱粮。若偶遇水旱微灾，不无赈恤，或修理堤岸城垣之小费，该地方大小官员有愿出己赀捐助效力者，何必具题?即欲报闻，亦止可另行折奏，著该部行文直省督抚，凡遇有公事奏请捐助俸工之处，永行停止。”[18]

但捐俸不仅仅是官员、吏役的俸工问题。捐俸不得已之情状，诚如年羹尧所言：“陕省正印官以上向来将俸工银两捐解司库以充公用。遇有公事则督抚与布政司会商支给……私派既禁，一遇地方公事，是以不得不动用俸工。”[19]年羹尧道出了问题的核心：即地方公费的来源问题。弥补地方公费不足之手段有多种，如加耗、私派、挪用正项钱粮等等，但以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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