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之所禁，实际至康熙末只有扣捐薪俸“名正言顺”。例如广东每年实有“应办之公务”，如办解紫榆、花梨、锡斤、白蜡、广胶，办解陈香、广锅、京铜，贴补走递京报、部文、塘兵及提塘工食银，修理战船军器火药，正九两月炮台演放火药，文武两闱乡试费用等等。这些费用不得已“自知县以上俸银及别役工食仍行捐解司库，每年约有俸工银二万五六千两，以为办理通省公务之用，以公完公，庶于公事不误。又不累及百姓，似属两全”。广东官员还特别说明捐俸为“万不得已”之举，是为“两全之法”[20]。
可以说如找不到切实的解决地方公费的财源，又不行私派，捐助不可避免。事实证明了此点。在雍正帝下达捐助*后，官员依然我行我素，甚至与雍正帝讨价还价。
例如，甘肃因各项费用皆以甘属文武各官俸工捐补，需要二十年方得补完善虽有永禁捐俸之谕，雍正三年巡抚石文焯仍认为“甘属从前悬项累累，议以俸工捐补在先，势难停止”。视此，雍正帝只得说“俸工万万不可捐，至武弁更令人可骇，地方上若可有设法，赔补另寻计策，若无法可设，只得将此亏空那移之人参奏，治之以罚，方使得。”[21]石文焯却固执己见，强调说“若地方有可设法之处，亦必不将武官之俸一例捐七留三，此亦万不得已之计。”雍正帝气极却又无奈，骂道：“无耻之极!难为你下笔书此一折。”[22]
应该说*的颁布可以消除捐俸中的种种不法行径，但同时也是对官员应得薪俸的承认与尊重，免得官吏枵腹从事，必大有利于吏治。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地方财政来说，捐俸的停止使得地方上俸工这一合法的公费来源亦宣告中止。康熙以来捐助俸工之势，是不合理的地方财政内在驱动所致。上述例子说明了只有*无济于事，若不*地方财政存在的卮漏，即地方经费严重不足的局面，禁捐如同捐助俸工一样只能是饮鸩止渴、剜肉补疮，无补于事。
所幸的是在禁捐的同时，雍正帝也在积极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