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费绝不可能出自督抚等人，“督抚提镇布按两司，看属员之大小俱有一定之科派，每年凑解部费，积习已久”；“此项银两虽出于属下，而究其实，则文官未免不设法取于里下百姓，武官则科派队伍兵丁”。而各官又从中渔利：“文武大员藉部费之名，其中有益于己者亦为不少，又兼各衙经承以及跑京送部费之家人，不无以少报多之羡余，有此层层剥削……凡事不讲部费，事不能完结。”[25]部费的来源，多直接摊征于火耗之中：“部费陋规由来已久，人共知闻，大约部员取之于缺主，缺主取之于督抚藩司，督抚藩司取之于州县，州县取之于火耗。”[26]

对部费陋规，雍正帝有着清醒的认识。决心一改乃父宽纵之势。雍正元年正月谕内阁：“各省奏销钱粮，除地方正项及军需外，其余奏销项内，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亦以本内数字互异，或因银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一有部费，即糜费钱粮百万，亦准奏销，或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咨覆到日，旋即议准，内外通同欺盗虚冒。此等情弊，尽在皇考睿照之中。圣恩宽大，未行深究。朕今不得不加整理。”[27]为此特别成立会考府衙门，核销一应钱粮奏销事务。

无疑，部费具有非法的一面，但也应看到它渐为成例，在一定意义上与饭食银同义，成为地方向中央官员的补贴，且数目日益固定。例如，浙省“岁解部费约有二万余两，皆当取之火耗悉力完办”[28]，而浙江按察使的刑名部费，四季共银四千五百三十七两二钱零，“原以供刑部书办纸笔饭食之需”[29]。

部费不仅成为京官的收入，同时地方官借缴纳之机也从中获利，构成了地方官的收入来源之一。作为驿盐道的李卫。就上报其驿递陋规的收入一部分来自部费：“每年四季有驿盐道扣存部费银二干两，闻造册与上京盘徼并提塘杂费止用四百两，尚存一千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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