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的硝烟余味犹存，台湾新建为省，岛上经费极不宽裕。然而，就是在“法事粗安”、经费支绌的境况中，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毅然花下大笔款项来加强海防建设，原因即在于他以深邃的眼光认识到：“诚虑疆场之事，瞬息万端，必有备乃可言战，必能战乃可言和”，否则，“猝有兵端，何以自保？”（注：《遵筹澎防请饬部拨款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刘铭传的这一思想，在外患重重的清末时代，无疑是正确而富有积极意义的。

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台湾先后购买后膛洋枪万余杆”。客观地说，这一大批洋枪的购买，使台湾的海防力量得到较大充实。但是，刘铭传与别人不同，他并不满足于购买洋枪、修筑炮台，并不认为台湾海防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他进一步指出，若“各种弹子，不自仿造，子尽则枪皆废弃”，况且台湾“孤悬海外，有事运济艰难”（注：《奏报造成机器局军械所并未成大机器厂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要做长远打算，就必须在岛上自办军事工业。所以，刘铭传“于台北城内设机器局及火药，聘德人毕德亚（Bityia）为技监，仿洋式修理制造军械”（注：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第87—88页。）。光绪十二年（1886年），制造枪弹的机器局厂和军械所建成。光绪十四年（1888年），制造炮弹的大机器厂建成。刘铭传这种既重视“标”，又重视“本”，两者齐头并进的海防建设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在抗法保台斗争期间，法国人采取禁海措施，以隔绝台湾岛与外界联系。刘铭传曾经在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上一份奏疏，直到次年二月才接奉“批折”，历时五个月之久。对这种孤悬海外而通讯极为不便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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