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无虞敌兵由中路登岸”（注：《台湾海防档》第二册，第115、118页。）。当时大多数官员因此乃“开辟所未闻、祖宗所未创”之事而反对（注：《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与这种普遍观点绝然不同，刘铭传认为“铁路为国家血脉，富强至计”（注：《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坚信“今之訾议铁路，必为异时赞美铁路之人”（注：《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这正是刘铭传思想的可贵之处，他不仅眼光长远，在极为保守的时代正确地预见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变化，而且敢于不惧群臣“訾议”，坚持自己的见解，充满自信。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刘铭传在台北成立铁路总局，着手修建台湾铁路，计划“基隆至台湾府城拟修车路六百余里”，预计需投资100万两（注：《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二册。）。聘请德人贝克尔（Becker）、英人玛体孙（Matheson）为技师（注：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第87—88页。）。当年八月开始修筑基隆至台北段。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正式通车、长64里。同一年，刘铭传离职回大陆， 铁路事业未能如期发展。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铁路修至新竹，约185里。
刘铭传作为我国历史上首任台湾巡抚，他为加强台湾的海防建设可谓殚精竭智，呕心沥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凡是他所能知道的海防建设措施，他无不尽心尽力筹办，以求取得实效。但身处保守的封建时代，他的不少措施并未能得到清廷和时人的全力支持，这不能不影响了他办台防的成效。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苛求古人。刘铭传加强台湾海防建设的结果，不仅增强了台湾的海防力量，促进了台湾全省民众凝聚力的形成和台湾近代化建设进程，而且大大便利和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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