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讯事业初具规模后，刘铭传紧接着又开始筹办新邮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底，刘铭传要求各县着手将“所设驿站分别裁撤”，呈备“仿照西洋邮政章程变通办理”（注：《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二册，第185—186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76种。）。次年一月刘铭传以台湾邮政原沈葆桢时已建的“站制”为基础，参考中国海关邮政的体例、组织，颁布《邮政条目十二条》和《台湾邮政票章程》（注：参见潘君祥：《我国近代最早自主的新式邮政——1888年台湾邮政改革略述，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二月，在台北设邮政总局，自初十日起“一律按照邮政新章开办”。邮站设总站、正站、票站、腰站四种，全台共设“各站四十三处”，“所有各站头目、兵丁，均由绿营拨派应用”，“每日按卯、未两班递送”公文和私信（注：《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二册，第185—186页，台湾文献丛刊第276种。）。至于与大陆各口岸之间的邮递，则以“南通”及“飞捷”两轮船开设定期航班。邮票分官私两种，官用免费，私用收费，由此台湾出现了官民合用的近代邮政机构，比大陆正式开办邮政还早十年。（注：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第112页、第334页。）

电讯、邮政事业的发展，使台湾内部及与大陆各省之间的通讯面貌大为改观，有力地促进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

刘铭传海防思想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筹造铁路以图自强”，认为建造铁路是海防建设中“尤为急不可缓之图”（注：《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对于“南北相距千里，海口纷歧，兵力、饷力断难处处设守”的台湾（注：《台湾海防档》第二册，第115、118页。），刘铭传认为铁路工程“其利赖无疆”、“于海防所裨甚大”，“此非一时之利，乃万世之利”（注：《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见《刘壮肃公奏议》第一册。）。因为铁路一旦建成，可以使全岛联为一体，“调兵灵便”，“何处有警，瞬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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