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清政府颁发上谕，就中法战争之后筹办善后事宜，要求大臣“各抒所见，确实筹议，迅速具奏”[iv]。七八月间，各大臣纷纷上奏，有关台湾善后者达十数起之多。钦差大臣左宗棠认为：“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孤峙大洋，以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其中如讲求军备，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在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他指出：惟有“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v]。贵州按察使司李元度也提出以福建巡抚专驻台湾，“久任而责成之，辟土地，课农桑，征赋税，修武备，则七省之藩篱永固，而台湾可无害矣”[vi]。

同年九月，军机大臣等综合各种意见，上《海防善后事宜奏折》，提出“台湾为南洋扼要，延袤千余里，民物繁富，通商以后，今昔情形，迥然不同，宜有大员驻扎控制，若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专责成，似属相宜”。对此，光绪帝谕示：“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著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vii]。十月，光绪帝再次谕示：“前有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一切改设事宜令该督抚详筹议奏。台南北地舆袤延甚远，以形势而论，台北各海尤为紧要，原设台湾道一员远驻台南，深虑难以兼顾。且巡抚常川驻扎，一切钱谷、刑名事宜必须分员管理，各专责成。应否于台湾道之外添设台北道一员，着杨昌浚、刘铭传悉心会商，妥议具奏。澎湖由闽赴台要隘，扼扎劲旅，认真操练，方足以资缓急。该处地方若由台湾巡抚管辖控制，自更得宜。并着详细议奏，其余未尽事宜，该督抚如有所见，务当明晰敷陈，以备采择”[viii]。就在这时，刘铭传上奏了《台湾暂难改省折》，提出了台湾从缓改省的意见。他提出应“渐抚生番，清除内患，扩疆招垦，广布耕民”，在“土地既广，财赋自充”的基础上，使台湾自成一省[ix]。刘铭传的这一建议建立在对台湾情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并非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清政府操之过急，否决了他的建议。十二月，光绪帝再次谕示，台湾建省事宜，着杨昌浚、刘铭传详细会商，奏明办理，并且指出：“台湾虽设行省，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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