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封建时代，一位普通妇女能够受到官府的旌表，往往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实际操作过程，并不是每一位有“节烈”行为的妇女都能受到旌奖。如有学者在研究明清徽州妇女问题时指出：“烈女能否得到旌表，也并不是机会均等与公平的，夫家的权力与财力起着不小的作用。”（注：见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也就是说，富裕的商人家族可以出资为其族内妇女请旌，而穷困家庭却无力向官府申请旌表。这自然会影响到方志中《列女传》资料的准确性与公正性。但在山西节孝妇女问题上，这类人为因素并不能影响我们的结论。首先，对“节烈”行为的表彰都是对已有事实的追认，每一个地区受到旌表的妇女只占当地妇女的极少数，因而必然受到社会舆论的严格监督。富裕商人主动出资为“节烈”妇女请旌，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更增进了重商风尚与列女问题之间的关联，而被旌表的妇女有“节烈”的行为，则是肯定的，财力的支持也只是使“节烈”行为得到充分的反映。许多节孝妇女在丈夫去世或不归的情况下，生活陷于极度的困窘，她们正是以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苦自守而得到公众的肯定。其次，与徽州地区相比，清代山西各地的宗族势力与宗法力量较为薄弱。大量事实证明，为数众多的寡居妇女受到逼嫁的困扰，父母、公婆、亲族大多“利其再嫁”，很难想像他们会主动出资请旌。

    三、如何理解与评价山西节孝妇女问题

    学者们对明清徽州地区节烈风气形成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其中包括封建旌表制度的推动、宋明理学的影响、宗法制度与传统习俗的束缚、当地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等等。（注：参见周致元《明清徽州妇女节烈风气探讨》一文。）与徽州地区相比较，山西节孝妇女问题突出的原因有相同点，如封建王朝的旌表制度与宋明理学的影响等，但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应从客观现实环境出发来加以分析。首先，明清时期山西重商风尚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由严峻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晋乘ｓōｕ＠③略》的作者康基田曾指出：“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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