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邑当他省之半”（注：见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二“镜中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原刊本。）的说法，据研究者统计，仅歙县一邑受到旌表与未受旌表的列女达8606人之多（注：参见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第5章《商人与社区》第1节《商人与妇女》，第140-159页。）。就单个县邑范围而言，山西各地列女数难以与徽州并肩。但山西一些地区的总体数量已相当可观。如平阳府，清代受到旌表的节孝类列女人数就达6786人，如再加上贞烈类与贤淑类，数量就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平阳府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绛州、汾州、太原府、泽州等府州的烈女数也都在四五千人以上。全省除归绥道外，节孝类列女人数高达44680人，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封建时代“列女”的特征在于其卓荦出群的品行，因此清朝各地官府选定与旌表“列女”的主要根据是有目共睹的、业已存在的事实，其标准不可能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然而，方志记载中各地出现的“节孝”妇女数量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如府州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如平阳府比太原府多出2185人，接近太原府总数的1/2。绛州的节孝列女数量更接近大同府总数的3倍。就山西全省而言，南北差异对比明显，以太原府为界，节孝妇女数较高的府州大多集中在南部。如排名前三位的平阳府、绛州及汾州府均在省城以南。如将南部各府州（包括平阳府、蒲州府、解州、潞安府、泽州府、汾州府、绛州、隰州、霍州、辽州、沁州等）所占百分比相加，南部府州节孝妇女总数占全省总数的72.02%，接近3/4。如果除去太原府，北部各府州节孝妇女人数不及总数的五分之一。
“节孝”妇女既然客观产生于现实人群之中，那么，一个地区出现的多少自然与该地区的人口状况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某地区人口基数大，产生节孝妇女的数量相对就大一些。但我们也看到，人口统计数据与节孝妇女数字存在着明显的偏差，也就是说列女数量与人口数量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节孝妇女数量最多的府州并不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参见表2）。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山西各府州户口数字，上述南部各府州的户口数占全省总数的63.20%。与南部节孝妇女数量所占比例72.02%相对照，存在较大的差距。户口数量排在第11名的朔平府，列女数量却在第19位（即最后一位）。节孝妇女数量最多的平阳府，户口总数却列在第4位，而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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