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81年。）说明早在明代，平阳地区的巨商势力已为天下士人所瞩目。进入清朝以后，该地区依然保持着炽烈的重商风尚，出外经商的人数相当可观。如襄陵县（今临汾市西南）“邑人多服贾于甘肃、宁夏，南京、北京等处次之”（注：《襄陵县志》卷五“生业”，民国十二年刊本。）。民国《浮山县志》卷三二《风俗》称：“迨自明徂今，兵革偃息，盗贼藏匿，道路以通，商贾以兴，往来ｈú＠④口于齐、鲁、燕、赵、宋、卫、中山间者十之五六，人民渐有起色。”又曲沃县人早以经商闻名，“土狭人满，每挟资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ｓｈì＠⑤皆有邑人。”“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而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注：《续修曲沃县志》卷一九《风俗志》，光绪六年刊本。）
绛州也很早以商业发达著称。“城市之民无寸田，多贸易，盈难而虚速。乡民务耕织，悬崖畴径，苟可种，无闲旷。抱布贸易，殆无虚日，土狭而瘠使然也。”（注：《新绛县志》卷三《礼俗略》引旧志，民国十八年刊本。）杨兆泰在民国《新绛县志》中对当时县民经商情况作了简要说明：“绛人性质和平，故营商亦其所长。除在本地约占全县人十分之二外，尚有经商于陕西、甘肃、河南及北京各地而自成一团体者。如西北乡人多在陕、甘两省，其数约在千人上下；南乡人多在北京，东乡人多在河南，亦各数百人不等。”（注：《新绛县志》卷三《生业略》。）民国《闻喜县志》卷六“生业”称：“邑最富庶在清道光初，至咸同而富稍减矣。非富以农，富以商也……男子十三四万竭地力不足糊口，远服贾者二三万人，岁入赡家金至四五十万。”汾州府，赵乔年《风俗利弊说》曾评论当地风尚道：“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鹜。”（注：《汾州府志》卷二六《杂识》引，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嘉庆《介休县志》卷四“户口”称：“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山陬海ｓｈì＠⑤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
太原府商业大县首推太谷。乾隆《太谷县志》卷三“风俗”称：“阳邑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焉。”同治《榆次县志》卷七“风俗”称：当地“服贾者十之三四。”又徐沟县（今清徐县东）“地多沙碱，差繁赋重，贫民皆习逐末，夙号冲疲不虚也。”（注：《徐沟县志》卷五“风俗”，光绪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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