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广大山西家庭都豪不犹豫地把自己子弟送上贸易之途。民国《临晋县志》卷四《生业略》称：“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鲁钝者外，余悉遣赴陕省习商。”在这种情形下，新婚即离别，就成为广大商人家庭生活的常态。燕尔新婚就离家远行，实为人情之难，但广大山西商人却义无反顾，而他们的妻子从此也开始了孤守的生活。这样的事例在《列女传》中俯拾即是。如民国《闻喜县志》卷一八《列女传》就有：1.叶氏，任玉耀妻，于归甫十日，夫出外，三年无音耗，后闻病殁。2.叶氏，李步丰妻，年十八于归。甫数月，夫出贸易，遂殁于外。3.程氏，叶玉堂妻，年十八于归。甫十日，夫即外出，越二载，夫以病归，抵家不数日，卒。4.郭氏，宋三畏妻，年十七于归。甫半月，夫贸贩金川（今陕西安康），音书杳绝。5.鲁氏，卫述瑗妻，十七而嫁，二旬而夫远贾，遂殁于外。在这些事例中，新婚相聚时间从十日到数月不等，应有普遍的代表性。更有甚者，民国《襄陵县志》卷一四“节烈”载：李氏，南关南社胡庆云之妻，年十七岁出闺。未及三日，夫赴汉中贸易，染病而故。
其次，种种变故与风险，造成为数众多的山西商人出外不归。所谓变故与风险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客观环境，一是取决于主观意念。在交通运输状况相当原始落后、医疗卫生条件非常简陋恶劣的封建时代，出外经营者无疑将会遇到种种难以逆料的风险，山西商人也不例外。长途跋涉的困苦、异地他乡的水土不服、响马劫匪的侵害、贪官污吏的敲剥等等，种种磨难都为山西商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只有那些智力与体力相对出色的幸运者才有可能躲过种种劫难，而许许多多不走运的山西人却为灾难所吞没。他们非但没有实现摆脱贫困的梦想，反而倒在了羁旅之途，魂断异乡，较早地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众多事例证明，大多数山西“节孝”妇女的丈夫正是这样的不走运者。另外，经营成功是山西人返乡的必要条件，经营失败的山西人自然无颜去面对家乡父老与妻儿，再加上久居异地他乡的种种羁绊，都会使不少山西商人不愿再回到故乡。山西方志《孝友传》或《孝义传》中常常有“千里寻父”的事迹，也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注：参见《临汾县志》卷三《乡贤录上》中田树楷、李国宗、景发才等人事迹，民国二十二年刊本。）。所以，“出外不归”也有两种情形，即事实上的死亡，以及不能或不愿回乡。
第三，在丈夫出外后，很多山西妇女依靠自己的双手，孝养公婆，抚养子女，维持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多数山西人出外经商的主要原因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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