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应政府和买、和雇所需的商品与劳务，这即是“编审行役制”的主要特征。编审行役制下的商人团体，可谓是一种“强制编册的组织”。至少自明末开始，便可在政府*中屡屡看到“禁革行户当官”的宣告。[1]清初，有关禁革编审行役的命令，仍屡见于苏州等地的碑资料中。[2]清初周亮工任官福建时也严格禁革编审行役：“不许分毫取之铺户。其历来相传铺户姓名册籍，但有存者，俱令该县焚毁”。[3]《新编文武金镜律例指南》收录清初一份地方官“禁革行役”文告：“官吏军民人等知悉，一切当官名色，尽行革除，需用对象，给银平买，毋许空票白取”。[4]这些都代表着明末清初以来地方官员禁革编审行役的长期努力。
明末以来的禁革编审行役改革是个长期过程。无论政府官员如何禁革“行户当官”，不肖官员与吏胥在地方上假藉编定“行户”手段控制并征取商人的财货，终清之世，在全国各地则不能完全禁绝，特别是在吏治较差与社会失序时，这种编审行役制度对迫切需求物资与劳役的官员有很大方便性，[5]这个方便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个人中饱侵渔可以“按图索骥”，二是可以及时完成上级要求购买征收的物资与劳役。即使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苏州仍然在某些特殊行业中，发生类似编审行役的现象。[6]与持续编审行役官员存在的同时，有时候更有一些假借政府名义自称“行头、小甲”名称的人物，借机勒诈商人。这些借机勒索商人财物的官员、吏胥与“行头”、“小甲”，都是威胁商人经商安全的潜在危胁者。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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