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强调的是，地方官员以加收规费筹措财政经制外开支经费的做法，尽管合乎清统治者思维逻辑、合乎实际情况，却属于没有得到国家正式认可的非经制财政手段。康熙将其划做州县官的“私事”，曾说：“州县用度不敷，略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称：此是圣恩宽大，但不可说出许其如此。其言深为有理……加派之名，朕岂受之？”[37]乾隆则以其“较之婪赃究为有间”，而采取“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的应对态度。如此，这种手段便具有了处于合法非法之间的边缘性特点，而其间的“度”，很难把握。经制外筹费由地方官“自行度量”，没有制度性约束，且层层加码，所谓“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38]，成为无底之洞。如耗羡。清初地方官员筹措财政经制外开支经费的主要途径是征收耗羡。各地耗羡征收的比例江苏占正额钱粮的5-10%；湖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10-30%；山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30-40%；陕西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20-50%；山东河南火耗率占正额钱粮的80%。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些现象，却将其解释为清廷以低税率寻求道德信誉，向臣民自夸清朝在节俭和薄取于民的古典理想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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