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的运转经费，实际“挖空”了乡镇财政，使之缺乏灵活财力以维持行政运转和应付意外事件。教育等经费也是一样，改革后“以县为主”。乡镇政府无法再以统筹、集资等各种名目，从多种途径筹措预算外收入，统一灵活地用于地方各种公共开支，却还要维持运转、完成预算内收入基数，于是陷入了借贷、亏空的困境。据周飞舟调查估计，中国目前乡镇负债总额大约在4000 亿到6000 亿元之间。平均每个乡镇负债在1000 万到1200 万元之间。[48]
这种“并费入税”的思路、做法，乃至过程、结局，同清代“耗羡归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乾隆时，权宜之计的耗羡归公，作为永久的定制确立下来，养廉银成为官员的个人收入，耗羡不仅受到中央的严格监管，而且被中央用于解决有关用度。一些地区，如江浙等地原每两赋银加耗羡五分，几年的时间就增至每两加一钱。乾隆帝传谕各省督抚严饬有司，耗羡一项可减而绝不可增，可格外从宽断不可额外多索，违者从重治罪。乾隆十五年（1750），户部最终出台详细规定耗羡支出的“耗羡章程”。地方公费再度虚悬，地方官只得再度加派，纷纷增耗舞弊，形成“耗外之耗”。如四川“不肖有司”“将戥头暗中加重”，“有每两加至一钱有余者”。这在“耗羡”之外又多加的部分，称为“平余”。乾隆三年（1738），清廷划一戥头，不许多取。而原有的“平余”即成合法：“耗羡”之外，每百两再提取6钱归公，名曰“平余”[49]。后各朝又不断出现新的“规费”，再不断进行新的“归公”。
此种反复“并费为税”的现象，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以为，历史上的“并费为税”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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