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清代“耗羡归公”所反映出“中国特色”的财权分配及一系列问题，尽管与当代“税费改革”惊人相似，但仍然只是表面现象。清代“耗羡归公”与当代“税费改革”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其最大的不同有两点： 

第一，中国历来是“单一式”（unitary system）财政体制的国家。然清朝是双层统治。收权也好放权也好，都是在上层政权国家机器内部各分支中、亦即第一层次国家财政中中央官府与地方官府中进行的调整，基层社会实行国家宏观指导下的自治，另有自成体系、自收自用的社会财政。当代中国则是一层统治。士绅阶层自废除科举制之后逐渐消失，以士绅为首的基层社会自治，被国家从原来的“县”延伸到“乡镇”的最低一级政权所取代，国家统治的终端成为家庭和个人。这样，当代中国“税费改革”的“收权”、“放权”，便是整体上国家财政和社会财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调整，其中“地方财政”，包括了原来“自治”的基层社会财政。 

第二，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国家主要依靠源于农业的田赋、附着田赋的附加税、杂征、加派以及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徭役维持政权运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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