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清代“耗羡归公”的背景。当代中国“税费改革”的背景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特别城市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中央财政逐渐以工商税收和关税为主，农业税收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实行“税费改革”，可以以城市、工商业的收益“反哺农业”，以“公共财政反哺农村”，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实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直至在征税成本大于税种本身时，最终取消农业税。
这两个特点决定，清代“耗羡归公”走不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当代“税费改革”有可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但若不能以“耗羡归公”为鉴，认识传统的中国特色和当今时代的特点，却又可能继续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治理怪圈。
仍然回到财政上的“收”、“放”权问题。80年代以后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给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但也出现了 “块块”分割、政令不畅，从地方利益出发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盲目建设、圈地占地，浪费资源、扰乱市场，违法违规、贪污腐败等弊病。“税费改革”明显是“收”，是使全国成为一盘棋，精兵简政、低耗高效的举措。这已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而是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税费改革”表面上是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改革,实际上是针对基层乡镇政府的改革[53]。
“收权”、“统支”、“转移支付”的结果，理论上是使乡镇政府从“收税政府”、“吃饭政府”变为“服务政府”；国家从“花钱养人”，变为“花钱养事”。但实际上，乡镇政府没有了做为一级独立财政机构可支用的活钱，往往借贷维持，处于“半瘫痪”状态，并不能提供预想的公共服务。由此，不少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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