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注重河督的经验 

黄河历来难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熟悉河务的人担任治河的制度。清朝的河督选人也基本遵循这个制度。据《清史稿·河督表》统计，自顺治元年（1644）杨方兴任总河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东河总督栗毓美去职，在近二百年时间里，先后正式担任过河督职务的共有72人。顺治年间，河督为杨方兴和朱之锡两人。《清史稿》所述杨方兴和朱之锡都没有提到两人担任河督前是否知晓河务，但两人担任河督后都为阻止黄河进一步泛滥作出了突出贡献。杨方兴治河十四年，非常重视漕运的作用，始终坚持“藉黄济运”原则，力排导河北流入海之众议，在技术上使用堵口、疏浚。朱之锡继任河督，在职九年，重点整治“运河之脊”南旺和“运河咽喉”董口，广建涵闸调节清黄水势，治河初见成效，九年中未发生大灾。他们虽不是研究河务出身，但担任河督后都能知晓河务，是当时人中治河的佼佼者。 

康熙年间，河督人选稍有变化。“有一点与顺治不同，康熙选任的河督，大多曾任地方督抚高职，具有治理一方的实践经验，对河务亦有所知。像卢崇骏曾官粤督多年；杨茂勋则任湖广巡抚，且曾署理河督；靳辅任安徽巡抚时，对治河已颇有研究；王新命曾任两江总督；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分理河务；张鹏翮任两江总督，曾扈从康熙南巡视河。他们所具备的这种经历，与顺治河督均出自内院相比较，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对有效治河大有裨益”[28]。实际上，康熙选任河督除了重视是否知晓河务，起初还特别强调河臣操守。有学者指出，康熙初时认为，一个虽不精通河务的河官，只要清廉爱民，勤勉任事，亦能做到熟练河工所能做到之事，甚至能做得更好。经过于成龙、董安国等河督的经验教训，康熙的用人思想才转变，由过去的以“操守”为重，逐渐转变为操守固重，而才能尤重[29]。 

雍正以后，河督选任继承了注重经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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