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不少河督很早便接触河务，从低中层做起，逐渐得到晋升。世宗朝治河功绩最大的齐苏勒就是这种晋升方式的典型。齐苏勒曾为钦天监博士，又迁灵台郎，对天文地理比较熟悉，初时在地方为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1703）随圣祖南巡阅河，修筑埽坝。河决武陟时，又曾监修堤工。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即位，齐苏勒被升为山东按察史，兼理运河事，雍正元年（1723）即被任命为河督。嵇曾筠接受的也基本是这种培养模式。乾隆年间还出现一些治河世家。如嵇璜是嵇曾筠之子；高晋为高斌从子；李宏、李奉翰父子同为乾隆朝河督，李奉翰次子李亨特是嘉庆时河督。
以上治河制度虽有进步，却不能保证河患得到彻底治理，当时还有些因素干扰治河。这些干扰因素主要体现在：
1、坚持治河从保漕出发
元代以来，京师粮食依靠南方，故漕运显得尤其重要。朝廷在徐州以下治黄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漕运。漕运成为治河的中心。顺治九年（1652），河道总督杨方兴言：“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二百余里，必藉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30]。这代表着清代治河的总体思路。黄河泛滥不是一种原因造成的，故需要综合治理，从黄河中上游、淮河、运河等方面考察作一统筹规划。当时人其实已经注意到治河要综合全局。靳辅任河督之初，同陈璜遍览黄、淮形势及冲决要塞，对河道、运道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他提出：“治河当审全局，必合河道、运道为一体，而后治可无弊。”[31]。陈璜也曾到过宁夏灵武等西北地区，对当地的环境有一定认识，认为“从来致患，大都出此”[32]。但在现实治河中，靳辅并没有做到从全局出发，仍然注重的是徐州以下的漕运地区。他是在到任八年以后，即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才去商丘以上查勘的，治河十年，徐州以上的北岸大堤从没整修。所以，张含英评论：“所谓‘审其全势’，也只是就黄河和运河相关部分而言，并没有对黄、淮两河作全面的调查研究，没有根据上下游的全势进行规划，更没有从头到尾地源流并治”[33]。
这种坚持保漕的制度阻碍了从全局治黄的策略，历代河督仅能围绕这一制度竭力减轻河患，却不能根除河患。有些河督不敢否定坚持保漕的制度，又不愿承担治河不利的责任，于是便从河患难治的角度减轻责任。清代首任河督杨方兴认为“河不能无决，决而不筑，司河者之罪。河不能无淤，淤而不浚，亦司河者之罪。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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