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可恶的是有些河工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想尽办法使河堤决口，从而有机会侵蚀公款。当时人记载，如果河久不溃决，“河员与书办丁役，必从水急处私穿一小洞，不出一月，必决矣，决则此辈私欢，谓以此侵吞有路矣”[43]。 

（3）官员不到岗，河兵出工不出力。道光年间李星沅调查，南河四道管辖同知通判23员，旧例应常年驻守各地，随时实行修防。但当时情况是：“近年以来，惟徐州、常、镇道属十厅照旧分驻工次。至淮扬道属七厅、淮海道属六厅，率多聚处清江，厅属几同虚设。非遇省涨抢险，皆不到工。因而实任佐杂各官营汛，备弁协力，鲜不尤而效之，视堤防如传舍，即奏防汛候补人员，亦多安坐寓中，并不亲往帮办，殊非慎重要工之道”[44] 。河兵也不遵守河政制度。河兵本有每年植柳百株以保护堤根或供埽用的任务，但河兵往往多是虚报数字，不能真正完成任务。更有人将柳树植于河堤之上。河政制度形同虚设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河防无人看管，堤岸遇水即溃。 

由于治河工程牵涉到河官、河工的巨大经济利益，他们往往纠合在一起，共同贪污，并极力掩盖，不愿实施良好的治河制度，仍坚持不合时宜的治河制度，攫取最大利益。“原有的定期维修维护的相关制度与措施，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各地不再认真执行”，由此导致晚清“正常的河工工程实际趋于废弛，河堤不决，河工不兴”[45]，这为治河造成了极大困难。

四、汉、清两代治河制度的启示 

汉代是我国封建统一国家治河制度的初创时期，其制度虽不完善，但因比较契合当时的需要，有制度创新的动力和需求。事实上，汉代的治河制度逐渐走向有效，并为后来王朝提供了典范。清代治河制度比汉代完善得多，但效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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