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官场腐败阻碍治河工程进展 

乾隆以后，治河制度和技术经过历代人的总结，已经比较完善。只要真正坚持治河制度，运用适当的治河技术，是能够减轻河患甚至使黄河安澜的。但当时官场腐败已呈毒瘤，严重阻碍了治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官员贪污腐化严重。上起河督下至河吏，贪污成风。河政每年甚至每次治河工程都有一定预算，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河防官吏是不会有贪污的机会的。但事实上，河防官吏和户部官吏沆瀣一气，互相利用，结成伙伴，上下其手，将许多河防资金落入囊中。先是河防官吏夸大险情，多请公款。公款到手后按照比例再向户部行贿，款项得以顺利奏销。这种连成一气的贪污方式成为河政制度中的一条非正式制度，不是轻易就能被外界压力所能破坏的。河督如果不能利用河款，为他人谋福利，破坏贪污规则，会受到各方面的报复。典型例子是苏廷魁任河督时，与河南巡抚某奏请银100万两堵塞决口。工程结束，剩银30万两。巡抚主张瓜分，苏氏坚决上缴还部。巡抚由于欲望没有满足，遂挟私弹劾苏氏。户部没有得到这次工程应给的回扣，更为愤恨，对苏氏奏疏横加挑剔，工程不能奏销，苏氏落得革职查办的境地。当时单个的廉洁河官根本无力改变集团式贪污的局面。徐端“自河工微员以廉能着，受特知擢至河东总河。久于河防，习知其弊，尝浩叹国家有用资财，滥为靡费，欲见帝沥陈。同事者恐积弊揭出，株连者众，故尼其行，致抑郁而死，贫无以殓”[40]。徐端作为总河都无力改变河政积弊，可见集团式贪污的能量有多强！故此有学者认为：“在腐败的河政体制下，不肯同流合污者是绝没有好下场的”[41]。

（2）偷工减料形成豆腐渣工程。河防官吏、河工都能找到自己的生财之路。官吏利用手中特权，对下属款项层层侵剥，到河工那里也许只有当初的五分之一。就是这些余款也不能保证全被用在治河上。河工还能利用技术，偷工减料，捞上最后一笔小钱。如光绪十三年（1887），郑下汛有一鼠穴，夫头估计需钱二百仟。经过层层回扣，到工人手里只有四十仟了。工人用树枝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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