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各项制度能得到执行，治河工程是大有希望的。雍正时期齐苏勒任河督，坚持预防为主的措施，并革除吏弊，“人皆懔懔奉法”，齐苏勒还广筑堤坝，效果显著。雍正二年，“是秋飓风作，海潮腾踊丈余。黄河入海之路，二水冲激，历三昼夜，而滨海堤岸屹然”[48]。即使是在乾隆后期河道益坏的情况下，只要合理治河，也能收到良好效果。据包世臣《中衢一勺·郭君传》，乾隆三十九年（1774），河决清江浦老坝口，全黄入运，淮、扬、高、宝四城人民受到冲击，形势十分严峻。南河总督吴嗣爵没有任何办法，被迫启用受其排斥的老坝工郭大昌。吴氏计划拨“钱粮五十万，限期五十日”。郭大昌为了不让吴嗣爵乘机贪污，将其工程限定为工期不得过二十天，工款不得过十万两。为了防止吴嗣爵等官员降低堵口效率，郭大昌提出，在施工期间，只需文武汛官各一维持工地秩序，不许任何官员到工，并亲自掌握料物公款。经过一番苦战，“到期遂合龙”，仅用银十万二千两，大大低于吴嗣爵的五十万两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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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 1982年版，第30页。 

[2] 读者可以参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的《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 1982年版）、张含英的《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版）、孟昭华的《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等书中的有关章节，大概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3] 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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