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皇帝干预治河 

清代前期，虽是河督主持治河，但皇帝对治河策略仍有决定权力。这一点在康熙身上最为突出。康熙非常重视河务，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于宫中柱上，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康熙曾细览河防诸书，对河务有一定的了解，更曾多次下江南，视察河工。但河务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十分复杂的工作，不是凭借书本知识和少许的实地考察就能解决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南巡下河地区，决定派遣于成龙挑浚海口。靳辅根据自己的河防经验，坚决反对疏浚海口，强调筑堤。引发出一场靳辅与于成龙、孙在丰等人关于如何治理下河地区的争论。康熙倾向于成龙的意见，最后靳辅被罢免河督，下河工程按照康熙意愿次第进行，但效果并不如人意。康熙后来认识到决策的失误，重新起用靳辅治河。可惜靳辅不久即卒，耽误了治河的良机。康熙多次对治河提出要求，虽有一定道理，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河督的治河计划。康熙算是明君，多次因治河意见不统一而开廷议、部议。民主思想虽浓，却影响了治河进程。四十一年，康熙认为永定河石堤对防患作用很大，想要在黄河两岸推行，从徐州至清口都修石堤。幸亏建议被河督张鹏翮以“建筑石工，必地基坚实。惟河性靡常，沙土松浮，石堤工繁费鉅，告成难以预料”[35]否决，否则又要造成重大损失。 

3、官场腐败开始

官场腐败是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使在政府尚为清明的清前期也不例外。康熙前期，方大遒“贪婪误工”[36]，被揭发。朱之锡任河督时，上奏：“奸豪包占夫役，卖富佥贫，工需各物，私弊百出，宜责司、道、府、厅查报，徇隐者以溺职论。额设水夫，阴雨不赴工，所扣工食，谓之旷尽，宜令管河厅道严核。河员升调降用，宜令候代始行离任。河员有专责，不宜别有差委。岁终察核举劾，并宜复旧例”[37] 。说明当时河官腐化已经出现，影响了河道治理。但当时的河督基本上都能洁身自好，甚至说是廉洁的典范，如杨方兴“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38]，财政腐化尚不严重。当时影响治河的官场腐败主要是朋党相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