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相争影响治河主要体现在康熙、乾隆时期关于如何治理下河地区的争论上。许多官僚从地方利益出发，干冒罢官丢职的危险，阻挠牺牲地方利益的治河方式。康熙在支持于成龙等人的策略后幡然醒悟，重新起用靳辅，但损失已无可挽回。乾隆为了治理好下河地区，多次下部议，虽然乾隆很快认清言官作用有限，容易干扰河务，但毕竟浪费了时间。
二、制度逐渐僵滞时期（乾隆后期至宣统时期）
清代中前期，虽经努力救治，黄河依然经常泛滥，指和制度发挥的作用有限。乾隆后期以后，治河制度更加僵化、虚空，不能对治河提供有效的保证。这一时期治河制度僵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坚持堵口制度，策略依照前代甚至有所退化
乾隆后期及至以后，河督轮换频繁，却没有能够治河长久的，这关键在于他们治河无术，不切实际地照搬前人方法。嘉庆、道光年间河督吴璥、康基田、黎世序、栗毓美等，是当时治河较有成就者，却多为堵口抢险疲于奔命。笔者据《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黄河条》统计，从嘉庆至道光年间至少有23次堵口。而主动筑堤防护措施仅为5次。由于治河策略单纯，堵口较多，河道淤积很快。有学者指出，从嘉庆元年（1796）到嘉庆二十五年，决口多集中在睢州以下，到嘉庆末年及道光年间，决溢地点逐渐上移，嘉庆二十四年武陟马营决河，道光二十三年中牟辛寨决河，都对河道发生了较大影响[39]。清代水利官员不仅对治河策略见解平凡，平时也不注意对黄河的保护，多在河患爆发时才觉察到治河的重要。《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黄河条》载，道光五年十月，东河总督张井言：“自来当伏秋大汛，河员皆仓皇奔走，救护不遑。及至水落，则以现在可保无虞，不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至清水不能畅出，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之下。惟仗岁积金钱，抬河于最高之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水利官员治河策略的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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