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雍正五年，清政府“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遂成为清代关于主佃关系最重要的一个规定。为讨论方便，现录其全文如下∶

“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

    这一条例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另一方面，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2> 这一条例，在中国史里实具重大的意义，也是十八世纪初叶全面加强政府权力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在十八世纪前后发生了这样一种现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高王凌，1995，页97）；其中之一可能是，到清代前期中小庶民地主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个人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力量”毕竟有限；同时，是因为农民的“阶级意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驯服畏法改变为习于反抗，“因而越到封建社会后期，伴随着地主个人封建权势的削弱，国家机器的这种职能越加重要”（李文治，页137）。

从此以后，凡是佃户欠租，业户就可根据这一条例禀官追讨，相反若业主“违制”追欠，佃户也可告官处理。例如，乾隆三十五年，江苏武进李亦卿倡众抗租，致起衅端；乾隆十八年，广东罗定州梁上携抗欠租谷，赶殴田主，皆被判“合依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例，杖八十”，分别枷号、折责；<5> 另一方面，如乾隆三十六年，广东海阳佃户孙元士拖欠租谷二十五石四斗，田主陈达奇“割禾肇衅，在场又不劝阻”；乾隆三十二年，江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