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不应重律”是什么意思呢？清代对于“州县自理”的案件，给以州县地方官的最大刑罚权限就是“笞杖”。<7> 所谓“不应重律”，就是“不应为”律中之重者。《大清律例》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其下小注云：“律无罪名，所犯事有轻重，各量情而坐之。”它主要应用在讨债、追租、回赎等“户婚田土”一类场合。<8>

在实际运行中，雍正五年条例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禀官追欠是要负担花销的，“其进禀也，有出牌之费；其行牌也，有发路之费，尤重；其到案也，有铺堂之费；其管押也，有饭歇之费；其结案也，则原差、图差、保正皆有酬劳之费，视租决之多寡为轻重焉”。因而对一般庶民地主来说，“以佃户欠租而至于提押比追，即使全数收清，犹恐不能偿开租之所费”。而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往往“存一势利之见，非遇巨绅显宦之嘱托，则不肯出一票，发一差，拘一人”。因此，它可能更多地是保护了绅衿地主的利益，对于势无力单的众多“中小地主”来说，正是“欲效上项大户之所为，而不能也”。<9> 从各地案例也可看出，尽管条例表面上似指“绅衿”而言，而实际涉及此类问题的多是一般所谓“庶民地主”。

    如据史书记载，在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忍气吞声无可如何者”；对于占大多数的中小业户来说，“情极送官，未尝不追，然皆有名无实。况田主一经涉讼，未免有守候之盘费与往返之耽延，计所欠之租，即使如数追还，尚然得不偿失，况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还乎？是以田主只得哑忍，而恶佃且以为无如彼何”；“田主催之不应，起之不能，不得不鸣官究追，而地方有司又未免以业富佃贫，量追了事，究之应得之租十无一二”。<10> 地方官府的传统职责，一向不过是“征粮”、“听讼”，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规定无异于给地方官员平白增加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故史书记载，“当事但知征粮”，“官司催科甚急，告追每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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