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租问题上，可能与一般想象相反，官府通常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隶总督孙嘉淦曰∶若业户添租，“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对加重租息。<16> 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如江苏崇明佃民向例夏冬二季交纳业主田租之外，尚有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雍正七年经知县祖秉震具详禁革立碑；乾隆三十三年，宁都民人曾顺周具呈，“田主于额租之外，杂派多项，扰累难堪，恳准赏示严禁”，经江西布政使司批准；雍正九年，广东程乡县民控告本地富豪违例加收田租，奉抚宪批∶“大斗剥佃，历申严禁，而此风尚未革除，殊堪痛恨，仰潮州府速勒石永禁”；康熙年间，福建上杭田主欲于常额之外，大斗取租，引起佃民反抗，“亦由于田主刻薄之所致也”，地方官府断令∶“遵照钦定部颁斗斛，较准颁发”。<17> 对于田主向佃户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准的。<18> 也可以说，官府不但不准加租，反多是倾向于轻租，或减轻租税负担的。
在一些时候，官府常常要求业主减租或“情让”部分田租，如康熙五十年苏州灾歉，据云“明让之令，久已出自各宪”；雍正八年，苏州巡抚尹继善奏，崇明麦收稍薄，佃户“亦应求田主情让”（而不应聚集不法云云）；乾隆二十九年，江苏虫灾，巡抚陈弘谋批檄各州县官，履亩勘明收成分数，传喻业佃人等，按照所收分数完租，如因分数多少争较者，即就田内所收各半均分；乾隆二十年江南大灾，曾经谕令佃“不起租”；康熙三十年前后，松江连岁大荒，佃户结党抗租，“官府不之禁”。<19> 在广西陆川，在一次命案中，问官审问监生黄潮∶“查卷内止开黄金玉们递年共欠租谷一百二十一石，怎么你说是三百余石呢？”供∶“这是从雍正十年算起的，从前还欠有一百余十石，前县主勾免，不准算了。”问∶“那黄金玉伯侄们，原是穷苦的人，卖男鬻女，才凑得二十千钱，缴你做租，原想耕种这田。你既另批李正开们耕种，这二十千钱（案∶仅折租三十三石，黄氏共欠上百石租），你就不该收领，……岂不是你为富不仁吗？”并因佃户黄世贵被殴身死，所欠租谷八十八石，“其田既已另批，应免追给”，一起都给免了。<20>
一些官员“恤贫”的思想行为，诸如“官长必念我苦而不我罪”、“意在偏袒下户”、“沽名曲护”、“姑息穷民”等，<21> 也是在实际判案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22>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对豪强地主的强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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