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蠲免时规定减免地租办法和分数常有变化，例如康熙年间，定例业主得七，佃户得三，有“尽与之”者，<28> 乾隆初年，定“十捐其五”，即业户邀免一两者，应免佃户五钱（江苏），十一年又准“业六佃四酌给”（福建），故常为此引发争端。如福建上杭罗日光等鼓众勒令业佃四六分租；广西潘扶迷等认为得减租四分，致各佃止肯纳租六分；湖北房县孙五只肯六折还租，不接受照钱粮让十分之四之说。<29> 另有一些地方，仅因政府蠲免即可引发佃户要求捐租的斗争，因此，它对减轻田租也有一定影响。

    政府不准许增租夺佃，这点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旗地租额本轻，据说“圈占之初，租种者少，是以每亩议租三五分至一二钱不等，亦有每年仅交柴草牲畜等物不复议给租银者”。<30> 康熙末年，经文安县令梁缵之请，直隶全省被圈州县明令禁止增租夺佃；<31> 康熙五十七年乐亭县曾奉本府信票勒石规定：“佃户不得告减，地主不得言加”；<32> 乾隆五年议定，取赎民典旗地之时，应询明见在佃种人姓名及租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其租银照册收取，不得分外需索。……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五十六年因“原佃额租本轻”，该例一度修改，至嘉庆五年仍改照旧例，“禁止增租夺佃”。<33>

    为何不许随意加租，清廷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昭槤一案中，仁宗皇帝谕内阁∶“我国家永不加赋，正赋钱粮，只于按例催征，每遇水旱偏灾，仍必加恩蠲缓”，各王贝勒家衣租食税，“亦当仰体此意，岂宜分外苛求，恣行贪虐”？<34> 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赋”之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

    实际上，自十八世纪初叶，政府即屡次讨论到这一问题，如雍正七年，世宗曾“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雍正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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