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地实际案例中也可看到，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十八年，广西博白刘元孔等佃种龙天德田亩，照俗例每种一斗还租一石二斗，共许租谷六斗，已经应允，迨下种后，又要加租，事后发生冲突，官府案断∶“龙天德当刘元孔等强耕田亩之时，并不告官理明，迨至稻禾成熟始行争收，亦属不合”；乾隆四十四年，广东嘉应州傅志恒佃种寺僧田亩，年纳租谷六石六斗，并无少欠，因田多租轻，古振略兄弟情愿加租承批，僧人贪利应允，遂发生命案，判古振略“钻佃夺耕，酿*命，应与私行批佃之寺僧省证，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乾隆四十六年，安徽望江陈以太佃种三石五斗田种，每年交租二十八石，新换田主刘光丰要加至三十五石，经恳让后要照老契交租三十二石，发生冲突，判“刘光丰照契加租，非额外议加，尚无不合”，是额外加租，当属“不合”；乾隆三十年，湖南益阳郭应昌等佃种一丘荒田，垦熟后田主要求加租，复欲退佃，发生冲突，判“所垦荒田，既系郭平先、郭应昌等费工开垦，应免加租”。<36>

    还有一些例子表明，政府对佃权是采取某种保护态度的。如乾隆七年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土旷人稀，开垦之始，小民畏惧差徭，必借绅衿出名报垦承种，复立“永远承耕，不许夺佃”团约为据。迨相传数世，忘其所自，或租粮偶欠，或口角微嫌，业主子孙即以夺田换佃告官驱逐。应请将当日垦荒之原佃子孙，止令业主收租，果有拖欠，告官押追，不许夺佃。倘立意抗欠粮租至三年者，方许呈明地方官，讯实驱逐，田归业主。<37> 各地佃户永佃权的增加，或与政府的这种态度有一定关系。<38>

    在一般案例中，官府也不轻言退佃，如福建尤溪佃户游孔阳历年欠租无还，田主控追，县令断追还租，因“未经起佃”，依旧拖欠不清。直隶旗地佃户阎为平等不肯退佃，田主屡次具呈，但知县“偏护刁民”，不肯押令退地。就是被判“发近边充军”的安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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