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官府催租必要经过差役以及图保之手，“县差于奉票之初，先向业户索钱，名曰发路；及至下乡，又向佃户需索，如已饱索，即为佃户设法延宕，匿不报案。更有该图地保，与地总表里为奸，或匿佃不出，或抱身包揽，以租欠十之二三挜交业户，勒逼完案。其或佃户经官枷责，地保等反唆佃户家属向业户索讨盘费。是以业户控租，实难于县控，转多延累。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实由于此”；以致“田主欲行禀追，又恐招富户名色，受差扰害”，<13> 这些都会影响到官府的催租及其效果。也正是因此，后来苏州才出现了“租栈”一类的私家收租机构，<14> 但它在中国毕竟是一个别现象，──如所周知，江苏正是抗租抗粮特别严重的地区。

但另一方面，绅衿地主就可以受到保护而为所欲为吗？从清代《实录》所载几项大案看来，这也是不一定的。例如，康熙二十九年江苏沐阳胡简敬父子“一门济恶，霸占民人妻女田产，诬告盗情，致毙人命”，圣祖谕∶“若绅衿土豪倚势横行，凌虐小民，藐法纵恣，毫无顾忌，穷黎受害何所底止”？遂加以重惩。再如乾隆三十六年，河南安仁监生段兴邦威逼佃户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后自尽一案，在高宗数次干预之下，因其“以佃户欠租细事，告官追断，已非安分之人”，复逼出人命，“不仅倚富逞强，欺凌懦佃”，必其平日“勾结”官府人役，故改为从重判罪，照光棍例定拟斩监候；复因该犯“为富不仁”，将其所有田土资财拨充公用，以为学舍义田之类；并将前两任知县解任严审。又如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槤亦“以田租细故，辄咨刑部催追”，“逼令增租不成，即横加敲扑”，“倚势妄为”，被议治罪。<15> 这是当时《实录》所载有关少数要案之一，其意义自不一般。

当然，雍正五年条例实行的效果如何，毕竟还要看各级政府对待增租、夺佃以及一般租欠等问题的具体态度。它是我们要考察的又一个方面，也是政府处理主佃关系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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