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台湾编）)，日意格遂按要求制造了一艘250马力、配炮13尊的巡洋舰——第七号船“扬武号”。船政大臣在船厂的权威还表现在他握有外籍人员去留的决定权。沈葆桢因洋员格里那随意“滋事”而照会日意格“立予撤退”，虽经日意格“再四求情”，终归无效。沈葆桢严正指出：“法之所在，不可私也。若谓撤退收回，监督可以随便主张，然则本大臣所司何事耶！”(《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台湾编）)1869年，法籍总监工达士博因“遇事刁难”，“语涉挟制”被辞退，日意格要求给银三千两“以酬其劳”，沈葆桢当即驳道：“若减将来有功之赏以与现在有过之人，于情于理顺乎？否乎？”“所请碍难准行。”(《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台湾编）)
当然，福州船政局同法国有着较深的关系。因为船局的正、副监督和主要雇员是法国人，机器设备从法国进口，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来尼还曾直接参与了《条议》和《合同规约》的商订，并“铃印画押”(《洋务运动资料》五。)。1867年初，日意格回到法国，准备购买机器，雇佣工匠，当天即向法国海军部长就中国创办船厂一事做了汇报。六月初，获法国官方正式批准，7月25日，法皇拿破仑三世召见了日意格。法国侵略势力妄图利用其特殊地位一手控制福州船政局，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可是随着侵略者野心的日益暴露，船政局的负责人也有所警惕，沈葆桢就曾多次指出：“外人之垂涎船厂也非一日矣，我朝弃则彼夕取始也”，“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为可虑”(《洋务运动资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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