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客观经济形势来看，战乱之后，当时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全国经济凋蔽，商业萧条，即便是明中叶商业相当发达的江南地区，此时也是“屡经残破，市井寥寥”，“人方复业，贸易无资”。当地的榷税机构 “日所征收不过近地小商，纳税无几”[4]。地处长江入海冲要的海门县，在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向朝廷的报告中说：“明季房号银两有无征派，卷宗尽毁无存，旧吏旧书俱经物故，概难起枯骨而问之。况清朝御极以来，滨江小邑城外驻扎兵马，有房无人，城内寥寥数户，十室五空，并无派征，无凭造报，……”[5] 可见当时市井之冷落、荒凉。许多城镇都如上述地区一样，明朝末年例向商贾征收的关税、房号银、牙税等，此时都难以兑现。商铺之利在整个清代财政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因此清廷实无必要在户籍上另起炉灶、特别为铺商之类的人户专设一籍，只要按丁收银，其目的也就达到了。

为了尽快完成户籍登记，清廷还简化、删节明代户籍登记中的一些条规则例。取消匠籍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匠籍，原是明代在全国范围内遍行的一种大户籍，工匠一旦被著为匠籍，世业罔替，役皆永充，但至明后期该籍执业情况已与其初大相径庭。历经明清交替战乱后，匠籍的名实更是两不相符。有鉴于此，清政府简化役制，首当其冲就是革除匠籍，遂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下谕：“免山东章邱、济阳二县京班匠价，并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6]，从此宣告实行了三个半世纪的匠籍轮班当差制度的终结，匠户编入民籍，照民一体当差。在制度实行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反复，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政府又向匠户征解匠班银，对于匠户逃散只存户籍者，“或派民户代完，或有司自行赔补”[7]。（此制到“摊丁入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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