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典籍中，屡屡见载“商籍”一词。嘉庆以后的《大清会典》和《清史稿》还将之作为一大户籍，并列于军、民、灶籍一起。若不加细辨，草率将“商籍”当作清代所有商铺的户籍——如军人世家称军籍、农民之家称民籍、工匠世家属匠籍，那就大谬了。

“商籍”之称始见于明朝万历年间，其当时产生的原因、内涵、特征等，学界已有较深的研究[21]，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万历年间，为照顾长期在两淮、两浙经营盐业，并已在当地居住附籍的盐商及其子弟在科举方面的需要，朝廷为他们在行盐府、州、县学特设的官学学额，并准其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能取得这种学额和考试资格的凭藉叫“商籍”。因此，“商籍”是一种资格凭藉。但细究起来，它和户籍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封建时代的户籍制度，除了在经济上保证全国赋役的征调外，还要在*上被统治者用作控制臣民活动的工具。因此，户籍功能中包含了役籍与地缘成分。役籍，表明人户的编户性质、是将人与封建义务紧密连在一起的纽带，它是户籍的第一要素；地籍，体现了人地关系、是对人既定活动范围的限制；同时，它也是区别人户身分等级的标志之一。作为国家选拔人才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极重参考者的流品、原籍，因为选才资格或权利的获得，必须以履行封建义务作为前提。科举中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者统统被视为非法而严禁之，违者严惩。因此，这一切便引出了户籍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依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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