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统治者企图永将臣民牢牢束缚于一方土地之策已被冲破，于是不得不正视现实，在政策上作出必要调整。“一条鞭法”的推行即是经济领域中的一项重大改革，“商籍”的出现则是统治集团对士子学籍控制的一种松动，也是对人口流动的默认。所以明代“商籍”的产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它争得的是异地读书、考试的资格和权利，正属于户籍所辖的学籍范畴之内。这就是“商籍”与户籍的关系。

清代雍正前后陆续在全国实行的“摊丁入地”，使人丁负担的徭役失去了独立性，人口的迁移也不再影响赋役的实施，因此，户籍控制人头派征役使的作用进一步褪化、转移，对人户的经济控制也在松弛。但“清科举凡应试注册书结，皆以里甲为凭，……”[22]直到清末，童子应试都仍须书写原籍“某里某甲，证之旧有门牌”[23]。有些人早已背井离乡，“其先年丁名虽产业变卖殆尽，仍留丁名，不肯除籍，为子孙应考计”[24]。这些都表明户籍在人们科举考试中的不可或缺，因此其作为应考资格凭藉的功能凸现出来，并且呈露出变迁转移的一般走向：从征役到科举的资格凭依。

清朝承袭明代“商籍”的做法。顺治十一年（公元1660年），朝廷除在两淮（江南）、两浙继续保留明代已设“商籍”外，并在山东、山西、陕西等原有“运学”的盐政区确立儒童学额，开设“商籍”。之后，其他各大盐政区如广东、天津、宁夏等区也相继设立“商籍”，有的将该籍生员分附所在省的府、州、县学，有的则单建“商学”、“运学”。不久，“商籍”之设几遍全国。雍正《两浙盐法志》称“商籍虽始于前代，而额设特广于本朝”[25]，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政府为何要单独为盐商开设“商籍”，这与官府对盐这一特殊消费品的依赖和管制有直接关系。封建社会之盐业，历来是官卖或半官卖性质的特殊行业。清代盐业由官方掌握，食盐的经销权、具体的买卖，几乎由盐商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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