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者只要注明“现在行何地引盐，住居何所字样”，便应“一体准其入商籍应试”[36]。这是一种带有代表性的主张。事实上两浙盐场也已不照原规定行事了。不必在行盐地居住，那么有无不动产，田庐、坟墓在哪里等，都无关紧要，“商籍”的空间、地域概念冲淡了。这也说明在实施过程中，“商籍”的行盐特质日益加强，经营手段成为入籍条件中最关键的要素。以致于在当时，大凡盐商均可在行盐地争得“商籍”之资格，“商籍”和寄籍相通了，其涵盖面也随之拓宽。
清代，每省“商籍”生童名额并不统一规定，均视该省盐商子弟人数多寡、人文盛衰而定，各地不一。一般情况大致以十取一。清初直隶商学，即十名取进一名，总额不超过八名；山东、陕西总额各八名，江南（两淮）十四名，广东二十名，浙江人文兴盛，又是产盐重地，故高达五十名[37]。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学额数亦不尽相同，视当年学童人数酌行增减。但总的原则是控制一定比例，宁缺毋滥。由于这些名额是专门给盐商的，所以盐商们分外珍视，决不肯“轻以予人”或放弃，这就更使“商籍”严格控制在盐商之属。除童生学额外，各盐区还为“商籍”设廪生、增生若干不等。
明清童生入学，都得由地方申送，廪生作保。“商籍”童生入学考试，因为与地方关系不大，所以这一应事例均由盐道衙门（运司）来承办操作。首先必须 “预年报名运司”，由运司向有关方面申送，并在查验合格后向童生发放准考执照；除有廪生作保外，运司还要于“总商中择老成殷实数人”充当商童保人，在规定时间内“查明应考商童，出结保送”，而运司还要对此进行查验，然后造成册申送学臣，以确保保商对该学童的负责。一旦发现保商“有徇情滥保贿嘱等弊”，即“照例严行治罪”[38]。
“商籍”生员乡试，允许在注籍地应考，也可返回原籍考试。原因可能是由于乡试有特定年份（而此年盐区却不设考场），故而生童可在“商籍”或原籍地之间选择。“或仍在商籍科考，或归本省考试，均宜酌量情形，妥协筹议。若实道路窎远，往返不便，必须在商籍就近应试，自当仍照直隶从前另编卤字号之例，酌量定额取中”。广东、直隶、江南（两淮）、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盐区大都为之另编卤字号取中，只是名额甚少。广东在该省定额之外，每六十名取中一名，其他各省大多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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