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也并非只是对一般商贾的过分要求，雍乾之后，清政府对任何流动人户的政策都是：“……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其入籍出仕。”[44]而只有“商籍”商人及商人子弟，可在寄居地以侨（寄）籍方式（即以临时户口）、甚至不必住在当地而被准许获得入籍考试资格和权利。据此，有学者认为“商籍”是“贵族”商人——盐商的一种“特权”，是政府对他们的“特殊优待”等等[45]，这不无道理。

许是“商籍”的优待，乾隆中叶以后，冒充“商籍”的事件不断滋生，尽管朝廷一再重申冒籍之禁，但冒“商籍”事越演越烈，几成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冒籍者有各色人等，首先是现任地方官利用职权使子弟冒用“商籍”（官僚子弟附籍或寄居各地，原则上均无应科举试的权利）。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前后，“山东临清州知州王浦等之子王兰芳等均冒入该省商籍进学”，发现后，王浦等照律革职，浦还“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他人也受到相应的处置[46]。再如前面提及的王利宾案，在改籍过程中，必须由有关方面提供保证书，保证利宾“原籍实系江南苏州府吴县土著人，并无亲族在直省居官”；其亲属地邻证明，“他并无父祖在直做官，实系吴县土著民人”、“小的家主历代来并没人在直省做官”[47]。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官员冒“商籍”已到了不能无视的地步。其次是民人（包括盐区土商和其他不行盐之铺商）冒籍。清朝各代例律中都强调，“将民籍冒入（商籍）之生员并其子弟，改归原籍”[48]，正说明民冒“商籍”现象的普遍存在。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据浙江巡抚王亶望等奏，该省“本地之人借商籍登进者十居七八”[49]。可见情况也相当严重。

“商籍”确实带有明显的特权印记。“商籍”出现伊始，本是明朝统治者给少数大盐商的一种恩典——只在盐业发达的两淮、两浙大盐商云集的地区实施。入清以后，随着盐商垄断地位的加强，这方面的优惠仍在延续。但又应看到，这种特权和特殊优待并非一成不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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