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该地民籍无异，一样纳田赋交丁税。从笔者目前涉猎的典制文献看，清前期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商人专门管理机构，即便是商业最兴盛的地区，也是以该地的经济地位，而非其对商人商业的行政管理机构与水平著称。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对商贾又都有不同程度的征取，有征取势必就要有户籍上的依凭，更要有对这部分人必要的管理。此外，商人到处流动，他们是封建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户籍制度的破坏者，所以国家在各个时期都对其采取特殊的管束措施。
清前期与商贾相关涉的征取，大凡“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59]。一般府县有当税、房地税、牛驴杂税（有地面铺磨面用的牲畜都要征税）、牙帖税四项。商业中心店铺集中之地，有铺面税、门摊税（主要在清初有此项税种）等；差使方面，有“门面丁差”、铺户当官值月（商役）及物料的采买，等等。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征取基本是因地而异，故而各地对商人铺户的户籍管理不尽相同。据笔者目前不完全的归纳，较典型者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对于行商，政府通过在其户籍所在地发放路引以实现征管。路引上开有商人住贯、姓名、字号、物货数目等。行商持有路引，方能顺利远涉贩运、住宿过关。在“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月日，各赴所司查照”[60]，即商人出行，随时会受到客店对其户口身分的盘问查验。
（二）对于牙行，“有司官必选其抵业人户充应”，有的地方则需由“地方官查殷实良民，本身并非生监者，取具邻佑及同行互保各结，准其充补”。因为所谓抵业人户、“殷实良民”等，重身家，“自知顾惜，而无非分之为、讵骗之弊，即或有之，亦有产业可以抵还，无亏折之患” [61]。然后由布政司钤印颁发牙帖，才能充任。对他们的管理，即要有资产上的查审，邻居及同行的保结，并以发放营业执照的形式加以控制。
（三）对于“在市开张店铺之家”，如京城，将九门以外的铺户，分别等则，“令大兴宛平二县征收税课，上则铺户每户征银伍两，中则征银贰两伍钱，下则免税。……如有新开者，令地总随时报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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