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乾隆年间出台了许多有关“商籍” 的新规定，因此嘉庆《大清会典》列出：“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分，是为商籍”[40]的法律条文，这是清朝在国家法典文献上最明确地给“商籍”以界定。根据这一定义，凡是商人子弟（不拘于是否盐商）被准于在行商省份登记注册者，都是“商籍”的持有者。这显然与我们上述所考证的事实不相符合。从明代“商籍”的产生，到清前期朝廷所明令占该籍所必备的条件，以及“商籍”的内涵，即设定学额、允许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直至“商籍”确定、该籍的转移等具体运作，一概证明了“商籍”的持有者必须是盐商，从未有材料证明有超过这一界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界定，是撰写者追求文字简约，还是当权者别有动机，目前殊欠考证。若只从字面上理解，它显然缺乏史实支撑，给人以“商籍”涵盖一切大商小贾的误会。因而有学者据此提出“商籍”是“清为便于征税，准商人及其子弟除于本籍著民籍外，另于经商省份所附之籍”[41]一说，泛指“商籍”是商人及其子弟所附之籍和为征税而设，这也是不确切的，至少表明此说对“商籍”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那么除盐商以外的其他商人及其子弟，若也长期离乡在外，又何以入官学学习并参加科举考试呢？一般说是依据户籍所在，回原籍入学应试。如果原籍确无生活基础，那么可以向侨居（或寄籍地）地申请附（入）籍。附籍之后就能取得在侨居地入学应试的资格。但从明代起附籍条件就十分苛严，清承明制，对附籍依旧严格。一般说对申请附籍者的具体要求是：一、必须在寄籍地预先呈明“实系无籍可归”；二、必须符合“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之定例。

    查生童（此指商民生童）清厘籍贯，总当以确查入籍地方田庐年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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