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或2日），部分返家的拳民路过红桃园（“十八村”之一）时，遇到当地教民的挑衅。他们当即被激怒，“复心怀不甘”，立即联络附近拳民，在3日凌晨焚烧了数十间教堂和教民的房屋，杀死两个教民。[4](p302) 

　　4日清晨，在威县候未村，发泄完仇恨的拳民遭遇了清军的堵截，这或许是双方的首次对阵。（注：攻击红桃园教堂后，拳民辗转于威县北部一带。在县城东北方的第三口村，拳民与清军发生了激战，附近的教会武装还帮助清军攻击拳民。参见赵席珍《处于临战状态的赵家庄堂口》，《义和团研究会通讯》，1987年8月，第4期，转引自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103页。令人疑惑的是，官方报告中却没有此次拳民与清军冲突的记载，只是提到姚文起曾“喝众焚烧该村教堂及教民房屋二十余间，并未伤人”。参见《总署收北洋大臣裕禄文》，《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302页。）在那里，拳民为拒捕付出了16人被俘，4人被杀的代价。[9](p35)虽然可以肯定，拳民的战斗力要弱于清军，但对双方人数做一番相对精确的考察会有助于对其所付高昂代价的认识。对这个问题，目前鲜有真正的研究。以清军兵力为例，一些学者以郭栋臣的回忆为据，认为拳民起事后，“直隶、山东两省派出官兵很多，先后相继有盛军马队5营、正定镇马队3营、大名练军步队5营、山东巡抚步队5营”。（注：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111页。类似的看法见公孙訇《义和团运动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178页。林华国也认为“直东两省调集了数营军队前往‘弹压’”，见《义和团史事考》，第54页。）而另一些则似乎忽略了这个问题。（注：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87-189页；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23页；黎仁凯《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第136页。） 

　　这里要考察的人数，不仅是指双方在候未村直接交手时的人数，还应包括起事以后拳民人数的变动情况，以及清军在不断调动中的兵力变化情况。鉴于林华国先生已对冲突之前拳民的人数变化做了目前为止最为精准的考订（注：林华国指出了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106页）对拳民实力的错误估计。参见《义和团史事考》第59-61页的论证。），这里只简单地做一推断。在3日凌晨对红桃园教堂的报复行动中，拳民聚集了七八十人。[4](p302)与清军冲突发生之前，由于时间的限制，在威县北部地区辗转的拳民不太可能有机会去吸收大量新成员。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其不超过100人。至于清军——包括直隶和山东两省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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