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九日（阴历，下同），上万义和团众拥进了涿州，“各城门均让义和团匪把守，稽查出入，惟不驱逐官长”。(《义和团》（一），117—118页。)这说明他们不仅没有考虑过建立政权，甚至也没有杀伤涿州的清朝地方官吏。我们不可能设想，连清廷地方官吏也未曾加以处罚，没有政权观念的义和团众会有攻打北京的意图。但是义和团确实靠近了北京城，是什么原因引起他们向北京靠近的呢？并不是他们要去推翻北京的封建政权，而是去摧毁北京附近的芦保铁路及与铁路有关的洋务设施。正是在芦保铁路沿线，义和团焚毁了高碑店、涿州、长辛店、芦沟桥等处的火车站，扒了铁轨，砍了电杆电线，杀逐了一批外国传教士和华籍教民。不可否认，北京城内当然也有吸引义和团的目标，那就是聚集在北京城内的洋人使馆、教堂和教士、教民。清政府一贯采取保护洋人、教民和教堂的措施，在它没有下决心利用义和团之前，义和团要进入北京必然首先要和清军进行战斗。但是，用武力打进北京城并不是义和团力所能及的。
义和团在组织上的重要特点是分散、小股。“每传拳法一处，必须招集二十五人，是谓一团。每团立一团首，一团之人聚散，皆从其令”，(《义和团》（一），238页。)“初各坛之匪，漫无统属，各为一队。”(《义和团》（一），271—272页。)这种组织分散、小股的情况正好反映了农民群众以自然居住区域为主，按村按庄活动的特点，亦基本适应教堂分散，教士、教民不多的情况。攻打教堂时，团众也有过数村的联合行动，但那也是临时通知，临时聚集，事毕仍各回居住地。各地义和团之间不存在统属关系。如果说朱红灯曾经是山东地区几个县的义和团首领的话，那么后来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在其进入北京前后，连这样可以号召几个县的首领也没有。义和团的保护神众多，其“降体之神，多半小说所云樊梨花、刘金定之类。男子降神更属不伦，有曰李太白者、孙行者、猪八戒者、杨香武者，并有曰祁隽藻者。”(《义和团》（一），238页。)义和团组织上不统一的情况，正是他们宗教崇拜极不统一的反映。正由于此，义和团始终没有组成一支军队，也就更谈不上有如何强大的战斗力了。
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据外国人的估计，“一九○○年五月末，直隶的士卒总数差不多是十二万五千到十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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