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法，固然有怕引起激变的因素，但是激变的最终结果，也不过是北京城易入农民群众之手。当它还没有对义和团拼尽全力镇压，义和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进攻北京封建政权动向时，如果不是看准了义和团旨在“抚清灭洋”，如果不是出于“因而用之”的考虑，清政府会放心数万义和团拥入北京城吗？山东地区义和团当年的战斗力并不亚于后来进入北京的那部分义和团，但袁世凯仅带了武卫右军七千人进鲁，将山东旧军“汰疲去冗”，集成二十营（共万人），称“武卫右军先锋队”(《清实录》（德宗朝），卷461，三月庚申。)，合所带七千人，也共才一万七千人。可是，整个山东地区的义和团却被袁以软硬两手给解决了。以后，直到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大闹特闹的时候，山东地区残余的义和团也未曾有过大的反抗行动。在东南各省，也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由于这些地区的督抚执行了严格的镇压政策，义和团始终没能发展起来。这些情况表明，清政府尚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组织分散的义和团。而义和团拥入北京，正是抚即利用、控制阴谋的初步实现。如果认为清廷因“剿抚两难”，就把义和团请进北京，岂不有悖于史实？
清政府对待直隶义和团的作法基本同于它对付山东义和团的政策，它并没有把山东义和团看成是它生存的直接威胁，因而对山东义和团“闹教”采取“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的方针。如何“化”呢？按上谕提出的方法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对于义和团“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义和团档案史料》（上），44页。)但是，持平办理“民教之争”，不仅地方官吏做不到，清廷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做到。因此，要“化”，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残酷镇压，即“化有为无”；要么准许办团，却不允许团民去烧教堂、杀教民，即“化大为小”。清政府对山东、直隶的义和团，就是采取的这种“化大为小”的作法。（在山东，袁世凯为讨好外国侵略者，对清廷“化大为小”的政策阳奉阴违，改变了前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的作法）。在直隶，至一九○○年三月，在令梅东益，张莲芬“相机办理”拳民事宜的上谕中明确指示：“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清实录》（德宗朝），卷461，三月甲子。)因而，梅、张二人实际上是率队在各处巡行，遇有义和团“滋生事端”才加以镇压，并没有强力制止义和团坛、厂的存在和设立。
关于“剿抚两难”的说法，见于五月二十四日（即大批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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