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直隶的正规军队的人数为十一万，而大清帝国能集中到北京前线的约为十四万人。”(〔美〕拉尔夫·尔·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94—95页。)这十多万清军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武卫左军二十五营，以及火器、健锐、虎神营、神机营、直隶练军，等等。在京城附近与义和团交过手的，则只有聂士成军一部分及提督梅东益、道员张莲芬率领的一部分直隶练军。由于清军在中日战争和戊戌政变后武器装备有所改进，数量又超过各地分散的义和团众，因此，从军事上讲，不能不说清军占有优势。进入北京以前，直隶地区的义和团与清军有过小规模的军事接触，但往往是清军主动出击，义和团被逐散、镇压。清军副将杨福同被义和团击毙一事，常被引用说明义和团军事实力的强大。可是就在这次战斗中，杨福同部被消灭“仅仅七十余人，合计一哨半耳”。(《义和团》（一），113页。)这不足以证明义和团军事实力如何强大，更不能表明义和团已经具有攻取北京的军事力量。数万义和团众聚集涿州以后，刚毅、赵舒翘等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便使团众自行解散。涿州义和团聚而复散的情况亦表明了，义和团没有攻取北京的*意图和军事实力。
二
尽管义和团并没有进军北京的*意图和军事实力，而大批义和团众确实拥进了清王朝的首都北京。他们进入北京的方式如此奇特，不能不令人瞠目。五月“十六日，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二十三日，外州县各村庄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赏义和团银十万两，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众多义和团众进入北京是和平的、有秩序的，他们居然“执持大旗，排队而行，旗上大书‘某县某村义和团替天行道保清灭洋’”。(“庚子记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而守城的清军却是奉令大开城门任义和团进入。据载：“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义和团》（一），306页。)义和团众“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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